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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瞭望2013第21期封面
　　向領導人學做地方官
　　這期我們聊聊“地方往事”。
　　某種意義上，這是一個看起來有很意思，其實也很嚴肅的話題。
　　說它有意思，是因為他們也經歷過普通人為官的種種遭遇：有尷尬——比如出國考察被“當成要飯的了”；有意外——比如要扯起嗓門沿著大街小巷高喊對方的名字，才找到人；有快樂——比如一起排隊打飯，一起在院子里圪蹴著吃飯聊天；有壓力——比如稍有突破，就被人說“搞什麼破產”、“破誰的產”，坐在火山口。
　　說它嚴肅，是因為這些“往事”，蘊含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、領導能力：如何迅速打開局面，如何尋找工作突破口，如何協調中央政策與民眾需求，如何與部門溝通。
　　當然最有意思和最嚴肅的是，這些故事的主角是黨和國家領導人。
　　“起於州郡”本身當然有意思。在當下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大呼被誤讀、80後幹部表示“壓力山大”時，領導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，從政起步，就更有意思了。
　　領導人當地方官，也曾處境尷尬
　　文_本刊記者   徐浩程
　　“這裡我很熟悉，當年下鄉就騎自行車來。”
　　7月11日，習近平視察河北省正定縣，延續了與民眾近距離互動的一貫風格。
　　這是他當選總書記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第二次到河北，同時也是當選後第一次到自己的從政起點站——正定。
　　1982年到1985年間，習近平先後擔任正定縣委副書記、縣委書記。
　　“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，是我真正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從政的起步點，我的基石在正定。”2005年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接待正定縣招商代表團時如是說。
　　這是一個新變化。與前幾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成長渠道稍有不同，新一屆領導人不少都有市縣區一線工作經歷。
　　“起於州郡”本身當然有意思。但在當下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大呼被誤讀、80後幹部表示“壓力山大”時，領導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，從政起步，就更有意思了。
　　“土”不要緊，重要的是錘煉能力
　　2005年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攜妻子彭麗媛回到正定，說“我從政的始發地在正定。在這之前不能算。之前我插隊七年當大隊支部書記，那是在基層；後來在中央機關，那是當工作人員。”
　　從政之初不易，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就有手忙腳亂的時候。
　　據媒體報道，1984年，從醫27年的何魯麗當選為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，進入政壇。她回憶說，當時連區政府在哪兒都不知道，“第一次乘公共汽車去上班，竟然找不到區政府的大門，迷路了”。
　　對於政府公文，她也很陌生。在簡報上寫批文，還像醫生開處方那樣，把名字簽在右下角，還是辦公室主任糾正了她。
　　再說回習近平。他給時任正定縣副縣長王幼輝的第一印象是，“穿著一件綠色軍裝，看上去不像幹部”，“打扮像個炊事班長”，“在一般人看來，這位縣委副書記好像有點‘土’”。
　　好在，這種平民氣，對於地方官員來說，可以迅速助其打開工作局面。
　　當時四川忠縣(現屬重慶市)劇團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的白志偉就記得，80年代在時任縣長郭金龍辦公室看《霍元甲》的經歷。
　　一天晚上，大伙看這部劇正看得起勁，突然停電了。失望之餘，他們發現劇團隔壁的縣政府樓上有一個辦公室亮著燈。七八個年輕人一敲門，郭金龍打開了房門。“當時他在寫什麼東西，一看我們一群人，就問我們什麼事。”幾個人不好意思地解釋了原委。郭金龍當即把他們全讓進了屋，打開了辦公室的電視。
　　當時擔任忠縣縣委書記的黃登銀就曾評價說，郭金龍沒有官架子，有和各個階層群眾交朋友的本領。
　　當然，多請教、多尋求幫助與提點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　　這一般來自兩方面，親人或者老同志。
　　1981年，劉延東將到北京市朝陽區任副書記，走上領導崗位。她父親專門送她一首詩，告誡她說：“工作遇疑難，調研路自通。實事中求是，遵則恥隨風。複雜問題來，靜析忌盲從。”
　　對於老同志的傳幫帶作用，《散文百家》也曾記錄，習近平說：“整個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。確實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、跟著學跟著走的過程。所以我說馮書記(當時正定縣委書記馮國強)起了一個傳幫帶的作用。我們有幸在這麼一段時間跟班學習。”
　　地方工作，最重要的當然是錘煉領導綜合能力，此時不妨形成自己的為政風格。
　　習近平在正定養成經常騎自行車到各個鄉、村去考察的習慣。
　　後來在浙江工作時，習近平提升了這種風格，說“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；當地市委書記，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；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”。
　　忠縣的歷練也讓郭金龍“特別擅長平衡和調節工作”，“好多矛盾他一齣面就解決了”，黃登銀說。
　　在工作上，郭金龍創造的工作流程，也讓大家頗為佩服：每個月初召開一次會議，“這個月要乾什麼工作，達到什麼效果，他都說得清清楚楚。半個月過去了，再開個會，問工作進展。工作效率特別高”。
　　要學會化解壓力，也要扛得起壓力
　　越到地方或者一線，工作越具體，跑得越多，瞭解得越多，面臨的責任和壓力越大。這當然不僅是當下地方官員的感受，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也曾感到“棘手”。
　　1986年，馬凱出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。當時全國剛好進行價格改革，政府對很多商品放鬆價格控制。矛盾也接踵而至，“天天同代表各種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，解決了一批棘手的價格矛盾，又冒出一批新的價格矛盾”。
　　問題解決不可能人人都滿意，所以當時一些人稱物價局為“漲價局”，另一些人則說是“壓價局”。馬凱自然“坐在了火山口”，也“飽嘗了酸甜苦辣”。
　　馬凱愛寫詩，出版過數本詩集。但物價局這段日子，他幾乎沒有詩作問世。
　　還好，他比較豁達，只是說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須躬行”。
　　地方或者一線的壓力，還有很多源於權力與責任的差異。上有中央政策、下有地方需求，地方官員身在其中，需要兩頭兼顧。確實與本地情況不符時，也要懂得積極向上爭取。
　　上世紀80年代，教育資金按照中央政策，應由老百姓自己籌集。“群眾對此認識不多，抵觸比較大。”時任正定縣南牛鄉黨支部書記李宗魁稱。
　　中央政策肯定需要執行，但群眾也需要引導。“(習近平)特別會做思想工作，各個鄉鎮都走到了。”李宗魁稱。
　　當時正定每年要上繳徵購糧食7000萬斤，一些村民為了填飽肚子，到外縣買山藥維持生活。
　　這種情況比較敏感，少有人願意主動向上級反映。習近平當縣委書記後，責任就落在他頭上。最後多次向上級反映情況，才把徵糧任務減下來。
　　當然，有時候，也要學會扛得起壓力，在重壓之下前行。
　　俞正聲在青島時，就頂著時任副總理朱鎔基的“肝火”，解決青島啤酒問題。
　　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，成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。這是朱鎔基拍板“點將”，俞正聲親自率隊到北京“公關”，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的結果。這是好事。
　　可惜三年後，好事變成了壞事——青島啤酒經營不佳，朱鎔基大動肝火說，青島啤酒和龍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響的名牌，“一定要保住這兩個品牌，誰砸了這個品牌，就嚴肅處理誰！”
　　俞正聲當時面臨的壓力被形容為“令人心驚肉跳”。
　　權衡了三個月，最後青島決定換將，為青島啤酒謀了一個扭轉局面的董事長，俞正聲親自傳達。
　　多年後，他談起朱鎔基時稱，“朱總理是好領導……我剛到北京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跟我說，你要想說服朱總理，就得他硬你更硬。”
　　要做得成事，也要經得起非議
　　說千道萬，地方工作還是得做事，做成事。
　　1988年剛剛調任寧德地委書記，習近平就著手處理官員違法占地建房的棘手問題。
　　他不斷權衡，如果清房可能會涉及到二三千名幹部；另一方面，當時民眾對這些“看得見的腐敗”意見很大。
　　習近平下決心解決此問題，被他列入調查的幹部多達2000多名。
　　後來有媒體問他：“這些被處理的幹部還恨你嗎？”習近平稱：“對我沒意見，而且我走的時候，也還是難分難捨的……我跟他們無冤無仇的，我就是來講一個公道，我們幹部不要去傷害人民的利益。”
　　梳理下來，領導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稱得上是改革先鋒：李長春在沈陽促成了中國第一家企業破產、俞正聲在煙臺被稱為“房改總工程師”……這也是他們能夠迅速獲得提拔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　　做事，把握大勢就非常重要。
　　眾所周知的是，汪洋在安徽銅陵以一篇《醒來，銅陵！》拉開了一場有關思想解放的大討論，以及隨後的打破“三鐵”(鐵飯碗，鐵交椅，鐵工資)等大刀闊斧改革。這些舉措與1992年南巡後的大勢不謀而合。
　　當然，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能遇到這樣的時代節點，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脈歷史。這時，等趨勢已經開始明朗，機遇也來了，就要抓得住。
　　俞正聲之所以能在煙臺推動住房制度改革，是因為此前國務院已經將煙臺、唐山、蚌埠確定為全國房改試點城市。
　　這是個艱巨的任務。俞正聲曾直言，“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……它比放開菜價、肉價困難得多，比機構改革還困難。但是，即使困難，現在也要動手搞。”
　　但同時也是難得的機遇。正是從煙臺開始，俞正聲奠定了在中國改革開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領域的地位。
　　1997年，俞正聲出任建設部副部長。有記者問他，“您在煙臺當市長的時候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了房改，在青島當市長的時候，又把市委市政府機關大樓給賣了，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論。不過連房地產專家都評價說，這是非常高明的決策，請問，這對您出任建設部部長有沒有什麼關係？”
　　俞正聲沒有正面回答，也沒有否認。
　　李長春推動企業破產，抓住的是一篇文章。
　　1984年，在沈陽市委常委會上，時任市長的李長春說：“我主張像這樣長期虧損的企業應當倒閉。但是這個破產倒閉的辦法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呢？這問題我吃不太準。”
　　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過《瞭望》上講對長期落後企業破產處理的文章，說：“長春同志，你不是想知道姓資還是姓社嗎？《瞭望》上面好象回答了這個問題。”
　　李長春看了，正合他的胃口，就拍板起草企業破產倒閉辦法。
　　只要做事，非議是避免不了的。
　　當時國家的《企業破產法(試行)》草案成型，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首次審議時， 50名發言者中41 人反對，只有9人贊成。
　　李長春多年後回憶稱，當時“全國人大常委會辯論了，有人說‘搞什麼破產’、‘破誰的產’，壓力也是很大的……”
　　非議來了，不妨輕鬆應對。
　　《炎黃世界》雜誌刊登的《習近平與農民作家賈大山》一文透露，賈大山曾用詼諧的語言勾畫出習近平在正定搞改革開放的特點：“他不是穿西裝的改革者，銳意進取而鋒芒畢露。讓人們接受歷史性變革的同時，還能優哉游哉地喝上一盅。這是一位含笑進取的改革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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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編輯：SN054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