廉政瞭望2013第21期封面
  向領導人學做地方官
  這期我們聊聊“地方往事”。
  某種意義上,這是一個看起來有很意思,其實也很嚴肅的話題。
  說它有意思,是因為他們也經歷過普通人為官的種種遭遇:有尷尬——比如出國考察被“當成要飯的了”;有意外——比如要扯起嗓門沿著大街小巷高喊對方的名字,才找到人;有快樂——比如一起排隊打飯,一起在院子里圪蹴著吃飯聊天;有壓力——比如稍有突破,就被人說“搞什麼破產”、“破誰的產”,坐在火山口。
  說它嚴肅,是因為這些“往事”,蘊含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、領導能力:如何迅速打開局面,如何尋找工作突破口,如何協調中央政策與民眾需求,如何與部門溝通。
  當然最有意思和最嚴肅的是,這些故事的主角是黨和國家領導人。
  “起於州郡”本身當然有意思。在當下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大呼被誤讀、80後幹部表示“壓力山大”時,領導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,從政起步,就更有意思了。
  領導人當地方官,也曾處境尷尬
  文_本刊記者   徐浩程
  “這裡我很熟悉,當年下鄉就騎自行車來。”
  7月11日,習近平視察河北省正定縣,延續了與民眾近距離互動的一貫風格。
  這是他當選總書記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第二次到河北,同時也是當選後第一次到自己的從政起點站——正定。
  1982年到1985年間,習近平先後擔任正定縣委副書記、縣委書記。
  “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,是我真正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從政的起步點,我的基石在正定。”2005年,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接待正定縣招商代表團時如是說。
  這是一個新變化。與前幾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成長渠道稍有不同,新一屆領導人不少都有市縣區一線工作經歷。
  “起於州郡”本身當然有意思。但在當下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大呼被誤讀、80後幹部表示“壓力山大”時,領導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,從政起步,就更有意思了。
  “土”不要緊,重要的是錘煉能力
  2005年,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攜妻子彭麗媛回到正定,說“我從政的始發地在正定。在這之前不能算。之前我插隊七年當大隊支部書記,那是在基層;後來在中央機關,那是當工作人員。”
  從政之初不易,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就有手忙腳亂的時候。
  據媒體報道,1984年,從醫27年的何魯麗當選為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,進入政壇。她回憶說,當時連區政府在哪兒都不知道,“第一次乘公共汽車去上班,竟然找不到區政府的大門,迷路了”。
  對於政府公文,她也很陌生。在簡報上寫批文,還像醫生開處方那樣,把名字簽在右下角,還是辦公室主任糾正了她。
  再說回習近平。他給時任正定縣副縣長王幼輝的第一印象是,“穿著一件綠色軍裝,看上去不像幹部”,“打扮像個炊事班長”,“在一般人看來,這位縣委副書記好像有點‘土’”。
  好在,這種平民氣,對於地方官員來說,可以迅速助其打開工作局面。
  當時四川忠縣(現屬重慶市)劇團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的白志偉就記得,80年代在時任縣長郭金龍辦公室看《霍元甲》的經歷。
  一天晚上,大伙看這部劇正看得起勁,突然停電了。失望之餘,他們發現劇團隔壁的縣政府樓上有一個辦公室亮著燈。七八個年輕人一敲門,郭金龍打開了房門。“當時他在寫什麼東西,一看我們一群人,就問我們什麼事。”幾個人不好意思地解釋了原委。郭金龍當即把他們全讓進了屋,打開了辦公室的電視。
  當時擔任忠縣縣委書記的黃登銀就曾評價說,郭金龍沒有官架子,有和各個階層群眾交朋友的本領。
  當然,多請教、多尋求幫助與提點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  這一般來自兩方面,親人或者老同志。
  1981年,劉延東將到北京市朝陽區任副書記,走上領導崗位。她父親專門送她一首詩,告誡她說:“工作遇疑難,調研路自通。實事中求是,遵則恥隨風。複雜問題來,靜析忌盲從。”
  對於老同志的傳幫帶作用,《散文百家》也曾記錄,習近平說:“整個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。確實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、跟著學跟著走的過程。所以我說馮書記(當時正定縣委書記馮國強)起了一個傳幫帶的作用。我們有幸在這麼一段時間跟班學習。”
  地方工作,最重要的當然是錘煉領導綜合能力,此時不妨形成自己的為政風格。
  習近平在正定養成經常騎自行車到各個鄉、村去考察的習慣。
  後來在浙江工作時,習近平提升了這種風格,說“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;當地市委書記,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;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”。
  忠縣的歷練也讓郭金龍“特別擅長平衡和調節工作”,“好多矛盾他一齣面就解決了”,黃登銀說。
  在工作上,郭金龍創造的工作流程,也讓大家頗為佩服:每個月初召開一次會議,“這個月要乾什麼工作,達到什麼效果,他都說得清清楚楚。半個月過去了,再開個會,問工作進展。工作效率特別高”。
  要學會化解壓力,也要扛得起壓力
  越到地方或者一線,工作越具體,跑得越多,瞭解得越多,面臨的責任和壓力越大。這當然不僅是當下地方官員的感受,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也曾感到“棘手”。
  1986年,馬凱出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。當時全國剛好進行價格改革,政府對很多商品放鬆價格控制。矛盾也接踵而至,“天天同代表各種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,解決了一批棘手的價格矛盾,又冒出一批新的價格矛盾”。
  問題解決不可能人人都滿意,所以當時一些人稱物價局為“漲價局”,另一些人則說是“壓價局”。馬凱自然“坐在了火山口”,也“飽嘗了酸甜苦辣”。
  馬凱愛寫詩,出版過數本詩集。但物價局這段日子,他幾乎沒有詩作問世。
  還好,他比較豁達,只是說“紙上得來終覺淺,絕知此事須躬行”。
  地方或者一線的壓力,還有很多源於權力與責任的差異。上有中央政策、下有地方需求,地方官員身在其中,需要兩頭兼顧。確實與本地情況不符時,也要懂得積極向上爭取。
  上世紀80年代,教育資金按照中央政策,應由老百姓自己籌集。“群眾對此認識不多,抵觸比較大。”時任正定縣南牛鄉黨支部書記李宗魁稱。
 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執行,但群眾也需要引導。“(習近平)特別會做思想工作,各個鄉鎮都走到了。”李宗魁稱。
  當時正定每年要上繳徵購糧食7000萬斤,一些村民為了填飽肚子,到外縣買山藥維持生活。
  這種情況比較敏感,少有人願意主動向上級反映。習近平當縣委書記後,責任就落在他頭上。最後多次向上級反映情況,才把徵糧任務減下來。
  當然,有時候,也要學會扛得起壓力,在重壓之下前行。
  俞正聲在青島時,就頂著時任副總理朱鎔基的“肝火”,解決青島啤酒問題。
  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,成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。這是朱鎔基拍板“點將”,俞正聲親自率隊到北京“公關”,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的結果。這是好事。
  可惜三年後,好事變成了壞事——青島啤酒經營不佳,朱鎔基大動肝火說,青島啤酒和龍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響的名牌,“一定要保住這兩個品牌,誰砸了這個品牌,就嚴肅處理誰!”
  俞正聲當時面臨的壓力被形容為“令人心驚肉跳”。
  權衡了三個月,最後青島決定換將,為青島啤酒謀了一個扭轉局面的董事長,俞正聲親自傳達。
  多年後,他談起朱鎔基時稱,“朱總理是好領導……我剛到北京的時候,有一個朋友跟我說,你要想說服朱總理,就得他硬你更硬。”
  要做得成事,也要經得起非議
  說千道萬,地方工作還是得做事,做成事。
  1988年剛剛調任寧德地委書記,習近平就著手處理官員違法占地建房的棘手問題。
  他不斷權衡,如果清房可能會涉及到二三千名幹部;另一方面,當時民眾對這些“看得見的腐敗”意見很大。
  習近平下決心解決此問題,被他列入調查的幹部多達2000多名。
  後來有媒體問他:“這些被處理的幹部還恨你嗎?”習近平稱:“對我沒意見,而且我走的時候,也還是難分難捨的……我跟他們無冤無仇的,我就是來講一個公道,我們幹部不要去傷害人民的利益。”
  梳理下來,領導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稱得上是改革先鋒:李長春在沈陽促成了中國第一家企業破產、俞正聲在煙臺被稱為“房改總工程師”……這也是他們能夠迅速獲得提拔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  做事,把握大勢就非常重要。
  眾所周知的是,汪洋在安徽銅陵以一篇《醒來,銅陵!》拉開了一場有關思想解放的大討論,以及隨後的打破“三鐵”(鐵飯碗,鐵交椅,鐵工資)等大刀闊斧改革。這些舉措與1992年南巡後的大勢不謀而合。
  當然,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能遇到這樣的時代節點,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脈歷史。這時,等趨勢已經開始明朗,機遇也來了,就要抓得住。
  俞正聲之所以能在煙臺推動住房制度改革,是因為此前國務院已經將煙臺、唐山、蚌埠確定為全國房改試點城市。
  這是個艱巨的任務。俞正聲曾直言,“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……它比放開菜價、肉價困難得多,比機構改革還困難。但是,即使困難,現在也要動手搞。”
  但同時也是難得的機遇。正是從煙臺開始,俞正聲奠定了在中國改革開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領域的地位。
  1997年,俞正聲出任建設部副部長。有記者問他,“您在煙臺當市長的時候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了房改,在青島當市長的時候,又把市委市政府機關大樓給賣了,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論。不過連房地產專家都評價說,這是非常高明的決策,請問,這對您出任建設部部長有沒有什麼關係?”
  俞正聲沒有正面回答,也沒有否認。
  李長春推動企業破產,抓住的是一篇文章。
  1984年,在沈陽市委常委會上,時任市長的李長春說:“我主張像這樣長期虧損的企業應當倒閉。但是這個破產倒閉的辦法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呢?這問題我吃不太準。”
  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過《瞭望》上講對長期落後企業破產處理的文章,說:“長春同志,你不是想知道姓資還是姓社嗎?《瞭望》上面好象回答了這個問題。”
  李長春看了,正合他的胃口,就拍板起草企業破產倒閉辦法。
  只要做事,非議是避免不了的。
  當時國家的《企業破產法(試行)》草案成型,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首次審議時, 50名發言者中41 人反對,只有9人贊成。
  李長春多年後回憶稱,當時“全國人大常委會辯論了,有人說‘搞什麼破產’、‘破誰的產’,壓力也是很大的……”
  非議來了,不妨輕鬆應對。
  《炎黃世界》雜誌刊登的《習近平與農民作家賈大山》一文透露,賈大山曾用詼諧的語言勾畫出習近平在正定搞改革開放的特點:“他不是穿西裝的改革者,銳意進取而鋒芒畢露。讓人們接受歷史性變革的同時,還能優哉游哉地喝上一盅。這是一位含笑進取的改革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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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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